胡歌，逃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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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起落之后，依然热爱

——胡歌，逃跑者

人们总是更乐于目睹一个关于“英雄穿过黑暗丛林”最终“完成”自己的故事。然而，现实中胡歌的“英雄之旅”并没有结束在经典叙事的最后一环：英雄的完成和回归。

他选择了“逃跑”。

跟演戏很像

胡歌先生盯着眼前的两道门，陷入了疑虑。

大约10分钟前，作为留学生的他，先后走进了这两间位于美国加州圣何塞州立大学的教室。

按照课表，当天下午是一节口语听力课。当胡歌习惯性地低头走进第一间教室时，他发现教室里坐了不少生面孔的亚裔同学。他像是一只随时保持警觉的野生动物，立马掉头出来，走进了旁边那间教室。

然而，胡歌发现这间教室黑板前站着的老师也是生面孔。“被认出”的恐惧让他又跑了出来，回到了第一间教室门口。

2017年3月下旬的这个下午，在“做贼”似的上了3个星期的语言课之后，尽管直觉已经给了他危险的信号，但胡歌还是再次开门走进了第一间教室。

最初几秒钟的惊诧之后，他发现这间教室的学生和老师都是陌生人。而在胡歌两次进出后，课上的华裔留学生们发现，那个被“悬赏”寻找多日的男明星，竟然在自己眼前出现了。

“原来你在这儿啊！胡歌！”几个中国留学生激动地跟着他跑出了教室。

“猎物”终于落网了。

过去一个多月里，胡歌来美国上学的消息，成了北美华人留学圈子里的大事件。为了“围猎”到这个在自己声名最鼎沸时选择离开的艺人，一个名叫“北美捉胡歌小分队”的组织，早已充满了4个微信群——共计有超过2000双眼睛在搜索这个叫“胡歌”的男明星。

周围紧绷的态势让胡歌对自己的外形做了一系列调整——他戴了一副宽边黑框眼镜。在这之前，这个道具使用最频繁的阶段，还是他因车祸之后刚复出时。

此外，胡歌还蓄了胡须，并且照着《琅琊榜》导演李雪给他录制的一段教学视频，给自己剃了一个光头。

这一切的“伪装”，胡歌自认为“很完美”。然而，去报到的第一天，他就被认出来了。

那是3月初，一位在办公室负责注册的中国女生，指着护照上面的信息向他发出了询问。胡歌不想骗人，只能恳求对方：“你能帮我保守秘密吗？”

女孩同意了他的要求并说道：“太神奇了，我昨天还在看你的《伪装者》。”

从那以后，这个因为曾成立一个留学生组织而与校方关系良好的女孩，变成了胡歌的朋友。在她的帮助下，校方给胡歌安排了单独的教室进行入学考试，还把他分到了华人最少的班级。

在班级里，胡歌给自己编造了一个“自由摄影师”的身份。从台上做完口语课的小演讲下来，同学们惊讶于他表达时的自信：“为什么你讲的时候这么放松啊，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他原本想要逃开的生活，就这样以一种方式，再次在他周围铺开。有时，他会以第三者的眼光来观察自己上课和学习的样子，结论是，“跟演戏很像”。

直到3周后，胡歌进错了教室，这种“角色扮演”式的生活才被迫结束。

就在被发现10分钟后，那个答应过为“演员胡歌”进行身份保密的女生紧张地赶到了现场。她发微信告诉教室里的胡歌，“走廊里已经有6个人在等你，我会把她们都劝走，等会儿在下课之前你就走。”

晚上，她给胡歌发过来一堆关于胡歌“被捉住”的微信截图，然后留下一句话：“想想吧，是转学还是怎么办？”

于是胡歌又开始了新一轮旨在摆脱“追捕”的“逃亡”。

趁着接下来的学校春假，胡歌在朋友帮助下迅速转学。然而新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依旧很多，好在这里开设了“一对一”课程，学校还特地把这位特殊学生的课与其他人的时间错开。

但很快他就感到这一切都“很没有意义，感觉和在国内是一样的，在国内我也可以上‘一对一’课程啊”。为了尽量找回陌生和日常感，在课程之外，胡歌又给自己找了一位网球教练练习口语。

这场原本蓄谋已久的中场休息，最终在长达两个月的“躲藏和追捕”中，尴尬地结束。

“两个月，我原计划也是两个月。”他感到未曾经历的“荒诞”和“无处可逃”。

“这么形容吧，我被推到了墙角，然后找到了一扇门，我想，走出了这扇门就没有这么多人了，结果门外全是人。”或者“就像一只想要逃出动物园的老虎，它逃出动物园以后，发现外面是一个更大的动物园。”他觉得自己“有点幼稚”，甚至“有点作”，而且那两个月过得也“并不开心”。他自己也承认，“这是一次失败的逃亡”。

但这场发生在中国当下最炙热红星身上的逃离事件，连同过去两年胡歌因电视剧《伪装者》、《琅琊榜》热播而引发的巨大关注，已经共同成为他所身处的当代名利场，最戏剧化的故事之一。胡歌也以这个罕有的选择，在“明星制”所塑造和控制的巨大系统中，划下了一道相反的运动轨迹。

事先张扬的逃离

在以“失败”“荒诞”结束这场“逃亡”之前，胡歌的这次位移，是以一场事先张扬又盛大的送行仪式开始的。

那是胡歌从2015年开始，因为《伪装者》、《琅琊榜》、《大好时光》的连续热播而带来的漫长颁奖季和加冕仪式的其中一场。

2017年2月27日，在东方卫视主办的“中国电视剧品质盛典”上，胡歌获得了压轴大奖“年度卓越品质之星”。在颁奖环节，主持人动情地宣布了胡歌即将前往美国游学的消息，并适时地请出了一众嘉宾。

本属于个人的计划突然被公开，台上的胡歌“站不住了”。

当天晚上，胡歌的剧迷兼官网工作人员小雅也在现场，平日只要有可能，她就会参加胡歌的公开活动，但那天的活动让她“特别难过”。

当主持人说出胡歌即将留学的消息，并将袁弘、林依晨、扎西顿珠等人请出时，小雅记得胡歌“前面说了一些感谢的话，感谢了一半，他说不下去了，然后就转过身去。足足有两分钟的时间，现场的人就一直看着他，一点声音都没有，大概有两分钟他才转过头来，然后摇了摇头，低着头说了一句‘不说了’。”

后来再看网上热搜的视频时，小雅发现胡歌背过身去的那一段被剪掉了，只留下他后来勉力讲的一段话：“我现在快站不住了，我的初衷是想安安静静地走，安安静静地离开一段时间，没想到今天我自己的这事被放得那么大。”

那一刻坐在台下的还有电视剧导演张黎。因为此前两部剧合作，他和胡歌成了师友。在他眼里，那段炽烈声名下的胡歌，是“胡歌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他想走，但实际根本还没想好怎么走，人家就把他给送走了，他连走的地方都没联络好”。

面对突如其来的盛大送行，胡歌记得自己“骂了一句脏话，我在台上跟老袁说的，反正我一说他就明白了”。

而胡歌的老同学袁弘也在这个环节的一开始，就感受到了胡歌的惊诧和不适。他回忆此前胡歌确实说过想去美国待一段时间，但具体去干什么或者待多久，胡歌自己也没有想清楚。

“主办方也不是恶意，当场就在台上跟全世界宣告胡歌想要息影一段时间，去美国充电，想要读导演，以胡歌的性格又不可能在台上当着所有人的面去驳斥对方。”

袁弘看到了台上的尴尬，两人下台时，他小声地问胡歌：“怎么样，被架这儿，台阶不好下了吧？”他记得胡歌听了以后，特别无奈地瘪了瘪嘴。

那个时刻，胡歌想到了“逃跑”，这是最直接的办法。

“我当时心里就想逃跑，但是我看到台上有这么多朋友因为我而来，我就知道自己跑不掉了。如果没有请这些朋友的话，一看那个架势我可能就走了。

”

11月15日上午11点，距离那场盛大而又张扬的逃离8个月之后，胡歌出现在《人物》杂志封面拍摄现场。自称“在岗位之外晃了很久”的胡歌又回来“上班了”。下午他还要参加“《猎场》开播盛典发布会”，重新回到红毯、签字板、惊呼和无数镜头组成的世界。

“换个动作吧。”摄影师发出指令。胡歌先是挤出一个笑容，然后摆摆手，戏谑似的环顾周围站着的十几个人道：“‘闲杂人等’……‘闲杂人等’，请不要在这儿逗留。”

过了几秒，他又有些抱歉地仰脸笑道：“没有，我开玩笑的，我开玩笑的。”但旁人还是从他尽量避免尴尬的努力里，感受到了他重新回到镜头前被围观的不适。

这些“不适”，连同上半年的那些“离开”、“送行”、“伪装”、“躲避”和“追逐”，让胡歌联想到了动物园的“动物”和“笼子”。

那是从美国回来后的一天，他去参观上海野生动物园。

“感触挺深的，本来我想象中，野生动物园的动物比一般动物园的动物自由，的确，它们比一般的动物园要好一些，不是完全被关在笼子里的。”

胡歌联想到上半年出国的经历，“这次出走，是不是我偶像包袱还是没有放下呢？如果我不在乎被认出的话，可能也能像野生动物园的动物一样享有部分自由吧？”

然而他还没走出“野生动物园”，被游人拍下的照片就已经被新闻客户端以“胡歌现身动物园引围观”的标题推送了出去。

15年前，胡歌还在上海戏剧学院上学。他给个人网络空间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动物园的故事”。

结果在那之后的15年里，胡歌真的长成了名利场这个大“动物园”中的一只动物。

“有时候我觉得‘胡歌’已经不是我了，因为很多时候，我在做大家心目中‘胡歌’的样子……我有时候也在问‘胡歌’到底是谁？我到底是不是‘胡歌’？‘胡歌’好像已经不是我了，而是一个符号，是一个大家心目中的人。”在接受“腾讯娱乐”和“凤凰非常道”采访时，胡歌曾这样描述成为明星后，他在自我认同上的困惑。

2016年8月10日，胡歌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上面写道：“若不忘初心，又何必执迷于演员这个职业呢？该得的都得了，该受的都受了，难道我不应该把我还给自己吗？我的意念和身体早就南辕北辙了，剩下的只会是更激烈的撕扯……”

很快，这条朋友圈被更多人看到。胡歌的一位老朋友告诉《人物》杂志，“胡歌已经完全被‘绑架’了，他最后要追求的东西可能是自由，内心的这种痛苦，他一定是想要挣脱逃离的。”

一个自己的房间

“逃跑”和类似“逃脱”的动作，在过去35年里，始终和胡歌相倚。

他记得自己小时候是一个特别内向和害羞的人，除了能跟家里人正常交流之外就不太说话。 

他不喜欢去幼儿园，“见到陌生人也永远躲着，去到陌生的环境里，也很难和小朋友打成一片。”

这种感觉直到现在也有。比如刚进一个陌生的剧组，“肯定前一个礼拜状态是最不好的”。

从小时候到现在，猫都是他生活中的重要角色。2015年拍《猎场》的时候，他把5只猫都带在身边。

“我跟猫很有缘分，我出生那天，我们家门口就来了一只黑黄白夹杂的小猫，怎么赶都不走。我从小就跟这只猫一块玩儿大。”后来，这只猫误食了老鼠药，死了，胡歌把它葬到了弄堂的花园里。

而他和猫一般“近似孤僻”的性格，也让父母一直很担心。5岁时，为了锻炼他与人交往的能力和胆子，父母把他送进了当时上海最有名的“小荧星艺术团”。

但在“小荧星”学习的五六年时间里，“每个周末去上课，都是爸爸逼着我去，我一直处于‘下游的下游’的水平，我一直躲在最后面，非常被动地在学习。”

在美国念书期间，胡歌在国内一本杂志开设了专栏。在一篇名为《我们的故事》的文章里，胡歌写道，“我骨子里的性格，并没有因为‘小荧星’的这段学习经历而改变”，但他“学会了表演性格，表演开朗，表演阳光，学会了不再让家人担心”。

上小学后，他又在老师的推动下，陆续参加了朗诵兴趣班和徐汇区少年宫话剧团。这两个组织的指导老师何莹，被胡歌称为他表演方面的启蒙老师。

何莹记得，“胡歌的天性是缩在后面的，不是那么喜欢表现自己。在表演课上，他一定不是那个举着手让老师看到的学生，他是希望老师最好不要叫到他。”

有一次何莹让学员们做一个主题为“看望病人”的课堂练习。那一回，胡歌被叫到了，他紧张得满头汗，说不出话，结果最后分数被评定为不及格。那天以后，胡歌就离开了话剧团。

虽然有违于本性，但他继续在学校里参加了大量的文艺活动。

“这些抛头露面的活动，我没有享受，也没有不喜欢，因为小时候很听话，老师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也没有觉得我有这方面的天赋，因为我每次完成任务的时候都觉得挺累的，要花很多力气才能把这个任务做好。”

在家里，胡歌也是一个异常听话的孩子。在他一年级的时候，母亲患了重病。从那时候开始，原本醉心工作的母亲，从爷爷奶奶那里全面接管了胡歌的生活。

在学习上，母亲对胡歌的要求极为严格。他还记得有一次考试只考了不到80分，“回去就挨了一顿暴揍”。

在包括祖父母在内5口人居住的30平方米的家里，他对母亲“犀利的眼神”印象极深，“我没有自己独立的生活空间，永远是活在她的注视之下。”

此外，父母还经常在逼仄的家里争吵，这给少年胡歌带来巨大的不安全感。他想逃开，但是幼年的他没有能力做到。有时候放学了，胡歌也不愿意回家，有时候就选择一个人在外面多待一会儿。

直到初三时，母亲被单位分了一间小房子做福利。那是一间朝北的老屋，基本没有阳光。他找了一个借口，“选择了逃避”。

“我说初三快中考了，我要复习功课，还要给学校广播台写稿子，所以初三起我就自己住了，每天放学后去爸妈那儿吃个饭我就走了。”

那间屋子外面的墙上，老有一只猫出现，胡歌天天看到它，在那里一直从初三住到了大二。

这间朝北的小屋，成了少年胡歌的庇护所。很快，这件小屋也成了同学间的一个小据点，常常“一副牌玩到天亮”。

但那种委屈一直没有消失。直到现在，“有时候在家父母只要说话声音一大，小时候的不安感马上就来了。”

甚至长大后去见自己的偶像，胡歌也紧张到想逃走。数年前，岩井俊二来上海举办音乐会，朋友帮他约了岩井俊二一起吃麻辣火锅。去之前，胡歌又开始紧张。

“本来他们已经说好了地方，我开着车到了那个火锅店，犹豫了一下，没停车又开走了，我给我朋友打电话说我不来了。我说我太紧张了，见了他也不知道说什么，还是走吧。”

这种与外界交接时的距离感，一直伴随着胡歌从一个被动的少年文艺积极分子，成为如今出道已经15年的大众明星。

“我从小就有人群恐惧症。”

直到现在，他依然对人群怀有不安。每次出演话剧《如梦之梦》前，他都会早早地躲在后台边，“看观众席里的人越来越多，慢慢地空位就填满了，我就有一个心理准备，哦，今天是要面对这么多人。”

而在工作场合，他会迅速地调动起另外一个自己，扮演一个活泼的胡歌，“那是一个职业频道”。

但在他的“私人频道”，在真正的朋友能够进入的空间，他越来越不惮于表现出自己的“不耐烦”和想要“逃离”的念头。

去年5月30日，是好友袁弘在国外举行婚礼的时间。那段时间，正好是胡歌“情绪最不好的时候”。本来已经答应对方要去做伴郎了，但在婚礼举行之前，胡歌又犹豫了。

他记得那天是5月20号，袁弘正在宁波拍戏。

“我跟他说我不去了，人一多或者说心烦的时候我就想要躲开。他一直在劝我，希望我可以去，他说都安排好了，4个伴郎对4个伴娘，少了一个不好安排。”

那段时间，袁弘已经发现胡歌会“不时消失几天、一个星期，过一阵，他微信上告诉你，‘回来了，别担心，没事’”。

“有些人是特别善于和别人打交道的，我就缺少这方面的东西。”胡歌解释，“我消失也不是说只在家里待着，我只是从这个虚拟的世界里消失了，想一些不着边际的事，比如说生命的尽头在哪里。”

关于生命和死亡的话题，胡歌从小学三年级的自然常识课后就开始自己琢磨了。那是他第一次去想，人从哪里来，人死了又会去哪里。他感到“原来人的生命如此短暂”，而死了之后，会“进入一个极其极其冗长的阶段”。

自那以后，他开始特别害怕睡觉，“很害怕第二天会醒不过来……然后我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不让自己睡着，比如躺在床上脑子里开始想各种各样的故事，然后把自己带入这个故事里，就是不睡。”

你好好睡吧

“小伙儿，你好好睡吧！”

10多年后的2006年8月29日深夜，胡歌和同事张冕正坐车行驶在沪杭高速去往横店影视城的路上。为了让之前一夜没睡的胡歌能够躺下休息，张冕从后座换到了副驾，留下了那一句话。

这之前一个月，胡歌所在“唐人公司”制作的电视剧《射雕英雄传》刚开机。他和张冕是在2005年北师大主办的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上认识。那时张冕还是北师大的学生。那是胡歌出道后第一次走红毯。胡歌记得，他从上海七浦路买了汗衫和短裤，全身不超过200块钱，在红毯上走着走着就摔了一跤。

暗夜里，平常总是失眠的胡歌，在车里睡着了。

等他再醒过来时，一次剧烈的撞击已经过去了。在少年时，因对睡着和死亡的恐惧而迟迟不敢入睡的胡歌，竟然在多年后的一次睡眠中意外体验了濒死时刻。

但对于这个时刻，他的记忆始终是缺失的。他只记得自己有意识的时候，已经依稀能看到警车红蓝色的光，他感到右脸摸上去如同生猪肉，脖子一直在流血，伤口能嵌进半根手指。死亡的恐惧让他开始大喊救命。

一天后的31日下午，经过6个半小时手术后的胡歌，在他公司老板蔡艺侬的打点下来到香港，住进一间私人医院的病房。在之前的24小时里，关于演员胡歌遭遇重大车祸的消息已被公众所知。

医生说“能够保全性命，并且右眼没有失明简直是奇迹”。蔡艺侬回忆，胡歌的脸上“布满针线，像刚从裁缝铺出来一样。去香港便利店买东西，付钱时店员都不敢正视他”。

蔡艺侬拿走了胡歌的手机，严格封锁了张冕因车祸去世的消息。在还不知道这一切之前，胡歌对这次意外的反应，更多是“松了一口气”。

胡歌在镜子里看到缠满绷带的脸，他想“反正已经帅了24年，现在终于可以做幕后了，一下子就如释重负，心情可好了，大家都觉得我疯了，以为我是受了刺激……但我始终觉得自己没有做好准备，就一下子被推到了舞台上面，那一刻我就觉得，啊，我可以休息了，哎，我可以不做演员了。”

“做幕后”一直是胡歌的心结之一。高考时，他同时拿到了中戏导演系和上戏表演系的通知书。

他从小学起开始拍广告，慢慢地对广告制作产生了兴趣。一位长辈告诉他，要做广告行业，最好去学导演而不是广告专业。

高三艺考时，为了增加考取中戏导演专业的胜算，他在去北京考试前留了一脸胡子。最终他以专业第二名的成绩拿到了录取通知书，但后来考虑到家庭的原因，他留在上戏学了表演。

在意外发生之前，胡歌已经是当年最受关注的年轻男偶像之一。按照他自己的说法，那之前的他一直是一个幸运地留着“花仙子”一般长碎发的男星。他有足够多的能让他在这个圈子里充满竞争力的硬通货——一张英俊同时带着少年气的脸，而这张脸，是胡歌同时作为偶像和商品这一体两面的最核心构件。

然而，这张本来完美的脸，在一场意外里，破碎了。

胡歌不讳言他和公司在“脸”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当他为“捡回一条命，以后终于可以做幕后”感到庆幸时，公司想的却是如何尽快将这张破碎的脸修复如初。

如果说在这之前，“明星制”还只是在规训和塑造胡歌作为明星的工作和类型，那么那场意外之后，“明星制”开始表现出它更强大和冰冷的另一面行事逻辑。

在这些没有停止过的争取、妥协和角力中，在消化张冕去世的巨大失去和悲痛中，在一次接一次的拆线、缝合和整容手术中，胡歌竟然也罕有地拥有了一段能够独处和逃脱摄像机关注的空间。

在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胡歌写道：“考入上戏，进入演艺圈，觉得自己被卷入了一个巨大的漩涡，越陷越深。”

在香港酒店40平方米的房间里，他大声唱歌，抱着一只枕头跳舞。“没有接不完的通告，没有推不掉的应酬，这次意外让我的生活变得简单而有规律。”他认为这是“另一种自由”。

但“自由”的时光很短暂。更多时候，他要打起精神，配合公司为他复出所做的缜密安排。

他记得有一次，他和蔡艺侬前往韩国拜访整形医生。在一家医院，一位著名的整鼻专家针对他的情况，提出全麻、插鼻管、植皮的手术方案，胡歌听完就想放弃了。他不想再为“所谓的完美”去承受生理痛苦。

这一次蔡艺侬尊重了他的决定。胡歌抑制住“胜利大逃亡的喜悦……一头钻进了汽车，想赶快离开这个地方”。

每一寸皮肤都是商品

“逃跑”似乎并不应该是“明星胡歌”生命序列中的关键词。

毕竟，在意外发生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与胡歌这段经历联系最紧密的词汇，通常都是“涅槃”和“重生”。

从历史或者更久远的集体心理积淀出发，人们总是更乐于去目睹一个关于“英雄”在“穿过黑暗丛林试炼”后最终“完成”自己的故事。这样的理想故事，按照著名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在其著作《千面英雄》中所归纳的，正是一场完美和激动人心的“英雄之旅”。

巧合的是，在中国演艺圈，你可能很难再找出一位像胡歌这样，扮演过那么多“英雄”和神话人物的男明星——《仙剑奇侠传1》中的李逍遥，《神话》中的易小川，《少年杨家将》中的杨六郎，《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

然而，相比图书和戏剧里那些英雄叙事，现实中胡歌的“英雄之旅”，并没有结束在经典叙事的最后一环：英雄的完成和回归。

他始终在逃离。

他甚至不想继续在外间看来励志又昂扬的复出程序。但在接近10个月的休养和治疗中，公司和合约会不断提醒他：你还有“债”没还清，你还背负很多人的“期望”。

特别是当公司跟他说，“‘我们不换人（指郭靖一角不换人），全部停机等你’，从那一刻开始，我的压力就已经超级大了，并且从那一刻开始，我就知道我接下去做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是在为了这么多人的期待。”

在等待剧组复拍的日子里，剧中黄蓉的扮演者林依晨临时决定去纽约进修两个月的表演工作坊。“如果不是这件事的发生，这个决定可能会一直遥遥无期”，从好友的意外里，林依晨领悟到“想做的就要马上去做”。

胡歌的发小庞云则感慨命运的奇诡。初一时，他和胡歌在何莹老师的话剧班里认识，慢慢地，两人成了好朋友。但自从庞云初三从上海回到贵州老家后，他们有七八年的时间失去了联络。

再见面时，已经是2004年。那是在一间超市里，胡歌穿着一件黑色皮衣走进来，偶遇的两人互留了联络方式。庞云记得，那天下午，胡歌买了水就坐车去横店试戏了，当天晚上他就被确定出演《仙剑奇侠传》的男一号“李逍遥”。

但两年后，胡歌又一次成了演艺圈的新人。最终，复出发布会定在了2007年6月22日——车祸发生后10个月。

胡歌回忆，在那10个月里，他有很多决定都跟公司的安排不一致。“或许自己的个性不太适合做艺人吧。想象着要去面对镜头的时候，会有一种抗拒，甚至反感。”他觉得自己“真的不想回到镜头前面来，完全没有做好准备，但是又不得不回来”。

发布会前几天，“逃跑”的念头又跳了出来。

他开始在家收拾行李，并确定了两个选择：一是去寺院里做和尚，二是去旅行做浪人。想到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去过，他最终选了第二个，“打算到火车站随便买一张票就上车，到哪一个小站，转一转，再上车。”

他最终打消了那个念头，怕“如果这么一走了之，会辜负大家的准备”。但对公司和朋友，他是“又爱又恨”。

“爱是因为我很感激他们一直陪伴我照顾我，我也相信他们让全剧组停工等我是为了我好……恨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没有站在我的角度，去考虑一下我的感受。逃避也好，退却也好，我觉得如果我不回来，我自己心里会更好受一些。”

此外，胡歌觉得复出时自己从生理上、心理上都没有恢复好，但他也知道自己不能让剧组和公司再等了。

“唐人当时是小公司，可能这部戏没完成就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其间有争执或者说服，但我没有选择。因为我做不了任何决定。”

作为国内“明星制”和“偶像剧造星机制”最早同时也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胡歌被称为“古偶第一人”、“横店王子”、“大陆初代小鲜肉”。但他同时也是“明星制”最大的受害者之一。

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所说：“明星是彻彻底底的商品：他们身上的每一寸皮肤，他们心灵的每一次悸动，他们生命中每一个回忆，无一不能投向市场。”

而“作为偶像的明星和作为商品的明星”是同一现实的两面。只有当这个商品破损，尤其是这个商品最核心的构件——脸，美貌，受到破坏时，作为偶像的明星才会感受到他同时作为商品存在的这一面。

对胡歌来说，在经历车祸这场巨大的意外和失去后，他比更多同行意识到自己作为“商品”的残酷一面——“明星制”挑选他，喂养他，塑造他，包装他，售卖他，同时也控制他，束缚他，修复他，限制他。

于是，他“硬着头皮”回去了。

在复出后参加的几个电视访谈里，还能看到胡歌那时的样子。他穿黑色外套，戴牙套和黑框眼镜，身材单薄，视线总是往下，如同一只惊惶而萧瑟的鸟。有嘉宾坐到他身边时，他会双手抱紧一只粉色的玩偶，不断用一种善意支撑起来的勉强，重复讲述那场意外里的自己。

等回到“射雕”剧组，林依晨发现，两场戏的间隙，胡歌不再像以往一样和谢娜、袁弘一起打闹，“他常常会发呆或者放空”，“他不再是那个大漠上无忧无虑的郭靖了”。

“补妆的次数也增加了，”林依晨回忆，“要填补那个凹槽，因为那样子疤痕的复原是需要好几年的，所以它有一些色素跟凹凸程度上的不均匀。化妆师补得也很紧张，补妆时间久了一些，胡歌表情开始有点木然。”

当时在剧组担任副导演的林佳俊回忆，复拍后，调整布光成为剧组常态。在胡歌记忆里，那是他演艺生涯里“最艰难的时刻”。

“他们会悄悄地说，可能这个角度拍得不好看，要换一个机位，然后要重新布光。拍完一条，我就站在那儿，我想等着导演告诉我哪儿不好，但是我就看见他们在那儿窃窃私语，然后身边的工作人员就开始动了，哦，我就明白了，然后在那一刻我就觉得，哇，我在这儿干什么啊？”

但这时的他，已经不能像复出前那样去想象和设计一种“逃跑”的方式。

他感到命运的“讽刺”——就在车祸发生之前，他们刚刚在内蒙古草原拍摄完了“射雕”大漠的戏份。袁弘和林依晨都认为那是大家“最快乐的一段日子”。

那段日子，有繁星，有青春，有草原，以及，尚未离开的朋友。

胡歌记得，某一天，大家在草原上发现了一种叫“闷倒驴”的当地酒。他和蔡艺侬打赌，如果蔡艺侬能吃完盘子里所有的大馒头，他就喝下一瓶“闷倒驴”。

“大家纷纷表示，谁闷倒了谁就是驴，而且这个人必须背大家回去。”结果胡歌闷了一瓶，谢娜闷了半瓶，剩下的半瓶，张冕闷了。“回去的路上，大家还互相背，在那个星空下，大家傻笑。现在想起来，那是在车祸发生之前，最高兴的一次了。”

等再回到复拍的“射雕”剧组，胡歌的右眼睑多了一个伤疤。最终，从内蒙草原开拍的剧，在浙江象山影视城的海边杀青。

杀青那天，拍完了最后一个镜头，导演李国立刚喊咔，或许是害怕剧组整他，把他扔进大海里，或许是害怕从这个剧组离开后，“不会再有其他人这么照顾他”，最后一个镜头结束后，胡歌还没换下衣服，就跑了，“疯狂地跑，跑，跑，跑着，跑着，眼泪就流下来了”。

我们逃跑吧！

回归后的胡歌，延续着公司为他安排的“古装偶像”戏路。能够遮住伤口的刘海，也成了蔡艺侬为他制定的演员合同中的必备造型条款。

“射雕”后，香港导演马楚成找到他出演《剑蝶》中的一个反派。但演完后，胡歌很受挫，他发现自己“离导演的要求好远啊，好像达不到他的要求”，觉得自己“可能也的确是在自己的套路里走不出来了”。

那段时间，发小庞云和老师何莹也开始频繁地建议他转型。

庞云记得那时两人一见面，就抨击他：“这什么东西啊，不行不行，像小孩子的东西，我看不下去了啊！你要转型！”他记得胡歌也不反驳，“就笑着说，对对对，是的，是的，他说其实他自己也看不进去”。

但因为长久以来的类型固化，能供他选择的剧本还是以飞来飞去的仙侠剧为主。2009年，他又在横店拍摄“仙剑3”。这又是公司制作的戏，“不拍，也不知道能干嘛。”

在组里拍了一个月，那个想跑的念头又冒出来了。

“我说好无聊啊，每天都在那儿嘻嘻哈哈，蹦来跳去的，我就觉得我干什么啊，每天我这是在演什么呢？在这里浪费生命，我就不想拍了。”

他开玩笑似的怂恿助理小凯，“我们逃跑吧！”小凯愣了一会儿，说“好啊”。

想要离开古偶套路的念头一起，胡歌就开始了自己的行动。次年在拍摄穿越剧《神话》时，胡歌决定不要刘海了。这之前因为要对这个伤疤遮遮掩掩，造型非常受限，他觉得“自己其实演得也很不舒服，一个大将军，还留刘海的话，角色不成立”。

蔡艺侬听说之后就慌了。在后来接受“腾讯娱乐”的采访中，她回忆自己“赶紧联系监制，带着胡歌去阳光底下拍一段动态视频，评估这个造型可能造成的后果”。最终胡歌决定了自己刘海的去留。

之后《神话》的热播，又让更多类似的题材和角色找了过来。胡歌意识到，如果还是按照惯性这么接下去的话，“表演这件事我可能就到此为止了”。

《神话》播完后，他回上戏读书去了。

大学时因为常常请假拍戏，他还有22个学分没有修满，毕业证也没有拿到。那期间，他接了一部现代剧《苦咖啡》，虽然播出效果并不好，但他决定了“转型是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

从2010年开始，胡歌一心决定关闭古装连续剧的通道，他希望能有机会回到话剧舞台重新学习表演。正好有朋友在新闻里看到了这个消息，就向《如梦之梦》的导演赖声川推荐了胡歌。

其间，张黎拍摄电影《辛亥革命》，找到胡歌出演林觉民一角。张黎觉得胡歌能行，因为“经过生死的人一定不一样”。但投资方“想他一奶油小生，怎么能演这个角色呢？”张黎记得那时“不是一点质疑，而是真的质疑”。

但离开长刘海和古装戏服的胡歌，明显比过去开心了。在庞云记忆里，2012年、2013年的胡歌，“还是比较开怀的吧。没有人关注他的时候，他其实过得挺多笑声的。”

胡歌的朋友、制片人胡凡也有同样的感觉。她记得2012年冬天，“有一次在上海，吃日料，他一阵风似的跑进来。穿花毛衣还是什么的，还戴个帽子，特别开心，说接话剧了，打算在演艺上进步，那个时候胡歌是特别坚定的。”

那两年，胡歌有了更自由的时间规划。2013年6月，在话剧《如梦之梦》的上演间隙，胡歌作为环保公益组织“绿色江河”斑头雁项目的志愿者，第一次去了长江源头的沱沱河。

在人烟稀少的长江源，胡歌看到了冰川融水汇集成的通天河辫状河道。那天正刮大风，下着霰，与胡歌同期在站上服务的资深志愿者韩李李，在帐篷里远远就看到胡歌扑通跪在草原上，久久匍匐在雪山之下。

在出道10年后，胡歌在那里感受到了自然山川的辽阔和自由。一周后，要返程了，走之前，胡歌对韩李李说，“我明年也要来，我就来做志愿者，不通过公司，是我个人行为，我也要在草原那个帐篷里面，待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待一个月，最好这样子。”

他的优美在于他的惶恐

胡歌承诺的“明年再来”却没有兑现。

直到3年后的2015年底，韩李李突然收到胡歌的微信，他说“如果明年你们有项目需要我的话，随时跟我说”，然后他告诉韩李李，明年他准备不拍戏了。

韩李李回忆，这期间“我们没有主动约他，是他一直跟我说，他还想去，但是没有时间，因为2014年、2015年他就特别忙”。

2016年6月，胡歌安排出了一周多的时间。在临出发去格尔木进行海拔适应时，他的奶奶去世了。于是原先定下的时间要改，但他坚持尽量不往后拖太久，因为“后面还有事，好不容易等到这个时候，不想上来只有两三天，什么都干不了”。

参加完奶奶的追悼会，胡歌一个人从上海飞去了格尔木。在旅馆里，志愿者们一起聊天，总会被敲门声打断，不停有粉丝找过来跟他合影。

韩李李建议自己去帮他挡一下来人。“他说不用不用，说他也没做什么，就能让别人开心成这个样子，也是挺好的。”

几天后，霍建华、林心如宣布结婚，同时间胡歌在青藏公路沿线捡拾垃圾的照片成为各大平台的头条和热搜。相比3年前第一次去参加“绿色江河”的活动，凭借《琅琊榜》、《伪装者》再度爆红后的胡歌，一举一动引发的关注体量都不再与过去相当。

但或许只有胡歌自己，才明白名利以不可想象的速度和密度涌来时的感受。袁弘记得结婚前，胡歌开车来宁波找他的那次，胡歌拿出手机给他看里面2000多个未接来电和2300多条未读微信。

“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太会拒绝别人的人，那么一个好说话的人，然后再一红，找他的各种人和事特别多。当他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的时候，他可能就会选择，也不能说逃避吧。很多人跑来问我说，哎，胡歌怎么不回微信呢，我只能告诉他们他有时候不太用微信。”

在袁弘看来，“在很多人那里不会成为压力的东西，在胡歌那里却会成为压力”。他发现这两年，公众有一种趋势，“把他越来越往神坛上推。好像他各方面都是完美的，但是你知道人没有什么完美，而且我相信我了解的，胡歌这个人他不希望别人把他想象得太完美了。”

但眼下，胡歌俨然已经成了演艺圈和名利场中稀有的完美明星、三好学生、业务标杆、道德模范、励志偶像和转型楷模。

袁弘觉得胡歌“在做的很多事情，是与偶像这个东西背道而驰的……我觉得他是有理性在控制这个东西的，一直在逃避这样的东西”。 

然而人们迷恋偶像的树立，正如期待它某天倒掉一般。

《人物》杂志第二次见到胡歌，是在北京国贸的一间酒店房间。这天，胡歌只带了一位工作人员。司机把车开到酒店门口，一个戴着鸭舌帽和墨镜的高大男子低着头下了车。

在房间沙发坐下后，他把一只打火机和一盒还没有拆封的香烟放在了腿边。坐下后主动找话题热场的胡歌，令在场者放松。

但在谈话的5个小时里，他始终没有拆开那包香烟。

袁弘觉得胡歌“有时候会不介意在公开场合抽烟，他不是故意地要去给人家看，可能他也不是那种抽烟特别凶的人，但是他会告诉大家我也是一个普通人，我也有一些不好的毛病，我觉得他这种时刻其实是想要传递这么一个信息。”

过去10年里，独力对“明星制”的规训和束缚进行松绑的胡歌，因为近两年两部戏的热播，又一次被送上了名利场声望的巅峰。

这一次，因着技术、资本和互联网对现代社会的布控，“明星”制对他产生的缠绕和公众对他的神化，已经到了让他正常生活状态随时熔断的边缘。

在达到个人声望的巅峰时，有关胡歌的“英雄神话”也同时到达顶峰。不论是现实维度里的“明星胡歌”，还是作品中的角色梅长苏，都引发了公众猛烈的解读热情。

如同作家的“那一本书”，歌手的“那一首歌”，梅长苏是演员胡歌的“那一个角色”。

导演李雪觉得，“《琅琊榜》不好复制。其中有一个无法复制的，是胡歌对这部戏的贡献，就是他自身的经历，自身重出的这个状态，跟梅长苏的状态有些契合，这个东西可遇不可求。”

“既然活下来，就不能白白活着。”胡歌从中看到自己前半生的一些重要段落。他发现，梅长苏和《伪装者》里的明台，有一个共同点：都因为一个偶然的意外，获得一个不断需要扮演和隐藏的身份。

胡歌觉得，“其实梅长苏就是一个演员。他把过去的自己完完全全地藏在里面，不仅是换了一个样貌，他所有的一切都改变了。”

演员胡歌的生活，也在这两部剧播出后发生了不可逆的改变。

庞云发现《琅琊榜》火了之后，胡歌给他整个人的感觉“都是迷失的，和他车祸受伤的时状态差不多，好像是他碰到什么了事，整个人的头都低下来了，不像别人是，啊，我火了，我头抬起来了。他越红我越是担心他”。

现在他们两个人见面，“像做贼一样”。庞云一见他就会叹气，“像你这样的日子，给我一辈子，我也不要，太痛苦了呀，每天都在所有的聚光灯下，每天都受到所有人的关注，你再给我多少钱，我也不会干，打死我也不会过的，当然我也过不到。他也认同，他说唉，怎么办？”

好朋友林依晨也发现了胡歌最近一年多的“不快乐”。她记得某次颁奖礼后和胡歌一起吃饭，“我说‘恭喜啊，作品很受欢迎’，然后他露出了一丝不屑的表情，看见那个不屑的表情，你就会明白，那是对他的报道和褒扬，他感觉都名过其实。”

一个曾经的古装偶像剧明星，一张曾经和死亡擦肩而过的差点被毁容的脸，如今成了最受关注和肯定的实力派。大众永远偏爱这样的故事，人间永远需要这样的“神话”。

而导演姜伟是这个故事最关键转折处的目击者。他记得拍《猎场》的时候，正是《伪装者》和《琅琊榜》连着播的时候。围观胡歌的人与日俱增。他感慨，“过去拍那么多戏，没有一个戏在拍的时候，这个主演正好是当红炸子鸡。”

他记得那时正好在某学校拍一场戏，胡歌冲着女生宿舍喊女主的名字，宿舍里围观的女生太激动，拍照的时候手没抓紧，“哐哐哐一下子掉下来几个手机”。最后人太多，没法取大景，只能取女主那扇窗户。

在《猎场》拍摄的153天里，胡歌发了唯一一次火。“那是在车站拍戏，有个围观的人一直拍他，他说了几次还在拍，正好对着他的视线，他就受不了了，冲那人大吼了一声‘躲开！’”。

导演张黎的合作者、制作人胡凡，是胡歌多年的好朋友。2015年底《猎场》拍摄时，胡凡去剧组看他，“他把5只猫全带去了，他住的房间里乱七八糟的，我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他说‘我就是乱，我现在特别乱，我根本就不愿意……’那种乱，是他对自己的一种放弃，所以他才会那样。”

那时候胡歌已经获得了一些奖项，但还没那么多，最多的时候是十一二月份。胡凡觉得，“这个名和利来得太猛，他已经被推到那个位置上了。然后他说‘我何德何能，我凭什么拿那么多钱’，从上午说到下午，我就陪着他，一直到他出工。”

在胡凡的印象里，那时候的胡歌已经开始面对“无数的戏约”。因为怕给他负担，胡凡每次找他前，都会跟他说“我不是找你拍戏”，“我就怕给他负担，我知道他负担特别重，你要给他发条微信问他在干吗，他就特别紧张，‘是不是又要来找我了，我还有什么债没还’。”

梅长苏这个角色的成功，给胡歌“带来了特别多名利上的东西——钱、声望、关注度、人气”，但他同时觉得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对梅长苏和这部剧的一个消耗”。 

“因为我演梅长苏并不是为了获得这些东西。我参与《琅琊榜》这部戏，这部戏成功了，梅长苏这个人物站起来了，对于演员来说，在艺术创作上成功了，这才就是我的终极目标。包括我后来因为《琅琊榜》接了这么多广告，当然挣钱也是一方面，可是我在接广告的同时，我一直在心里面讲，梅长苏，我又消耗你了。”

胡歌对自我的审查和检视愈发严格。那段时间，张黎在上海跟胡歌吃了一顿饭。他记得胡歌特别沮丧地跟他说，“我干什么了？我得到这么多？”

“这个非常不容易，大部分人都不是这么想。都是少干多拿，不干也拿，对吧？”张黎觉得胡歌那番话发自肺腑，他听了当时心里“咯噔”一下。

“我到这个岁数了，这种自省能力都不及他。别说演艺圈了，大部分中国人没有这个自省的意识。我什么也没说，那天在酒店里面，光特别暗，破酒店也没什么座，一把破椅子，胡歌自己开着车就来了。”

在张黎看来，“胡歌的优美之处就在他的惶恐上，在他对整个外部世界的惶恐上。这是他很富有美感的东西。好演员，好的男演员，都是敏感的，贼敏感。”

砸下的酒瓶

2015年底，庞云在澳洲接到胡歌打来的电话。 

“他说，‘庞云，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要去美国读书。’我说，‘不会吧，你现在这么火，你现在跑去读书，你别傻了，你现在挣钱的时候抓紧挣钱啊！’”

但胡歌已经开始主动关闭工作通道。他表现出一种在外人看来，与他过往性格异常相悖的“决绝”。

他一向是圈子里著名的“好好先生”。袁弘曾经从象山影视城老总那里，听他聊起胡歌的一件小事儿。拍摄《琅琊榜》期间，“他说胡歌这哥们儿真是怪啊，从象山县到石浦镇总共就那么几个好酒店，问他要住哪家，胡歌说随便，离影视城近就行。离影视城近的只有一间比较普通的酒店，他这一住就是挺长时间。但凡是个小腕儿也会要求住4星级、5星级酒店的，胡歌是他见过的唯一一个住普通酒店的演员。”

在朋友那里，胡歌“过分体贴”。胡凡记得每次吃饭，胡歌都点她爱吃的，“一份不够再点一份”。爱吃生蚝的导演李雪，也曾经差点被胡歌连着给他点的两份生蚝“腻死”。

在他们眼里，胡歌是演艺圈不折不扣的“好孩子”。大学同学袁弘则一直记得“好孩子”胡歌关于喝酒的一件往事。

“刚进上戏的时候，胡歌完全不能喝酒，一杯啤酒就倒了，然后趴桌子上醉一段时间。那时候，班上的东北人喝多了开始砸瓶子，大声吵吵，胡歌突然就醒了。他的眼神完全是一个小孩的眼神，像是发现了一件特别好玩儿的新鲜事物，叫‘砸瓶子’，就觉得哎，那些人在砸瓶子，好好玩儿啊，然后举着个瓶子就要往地上扔，而且是完全没开的整瓶。刚举起酒瓶子，当时身边坐着的一个女生就充满母爱地过去阻拦他，把他拦了下来。于是，那个瓶子还是没砸下去。”

如同一个隐喻，那瓶被胡歌举起的没打开的啤酒瓶，终于被他自己狠狠地砸了下去。这一次他破开了所有企图挽留、缓和和阻止他的圈层。

11月5日中午，拍摄进入到第三组画面。事先没有商量，胡歌突然将工作人员端给他喝的半杯水倒在了面前的圆桌上，吹气，用手指敲打，涂抹，他有些兴奋地告诉摄影师：“这个主意好吧，我以前从来没这么做过。”

每当变换时，那些他“从来没做过”的事，比如“做幕后”，比如“游学”，就会从他心里冒出来。

几年前排演《如梦之梦》的经历，让他很羡慕话剧演员们的生活。在《时装男士》的采访里，他回忆道，“屠楠的生活完全是围绕自己的兴趣来的……闫楠会画画，而且阅读量非常非常大，他说的好多东西我都没看过，想跟他聊天，都说不上话。”

他似乎想要寻找更多表达自己的方式，总是期待自己在“幕后”和摆脱外界关注后的第二人生。

在李雪看来，“他追求幕后啊，他觉得那才是一个文化人应该做的。他‘抽疯’，我觉得其实是他不停地在反思自己和自省。并且我认为他要突破的还有很多。做演员，他还没有做到我认为无可挑剔的那个地步，他要走的路还很长。”

但李雪觉得，“不接戏的这个事情，他还是挺坚决的，什么戏都不拍了。”他记得有一次他发微信问胡歌，“听说有几个电视剧来找你？”

胡歌“咣咣咣”发过一堆单子来，“他说你看，这些戏都是来找我的，十几个，那是他的经纪人给他整理的单子。电影、电视剧都有。大部分都是大制作，很多现在都在拍了，或者已经都拍完了。”

袁弘也知道“有非常好的电影、编剧、剧本和制作团队找到他，让他当导演，基本上所有的团队都给码好了，就捧着你，让你当导演，是个人都不会失败，我真的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想都不想就去了，这么好的一个盘子和局面，那就来呗，但是胡歌一直还是很冷静的。”

看到胡歌的决绝，姜伟觉得“自己想想头皮都发麻，周围得有多少人劝他，你想想！我都感到，他想躲避的心。”他突然做了一个猛地用手向前推开的动作，“从2015年底到现在，每一天都有人找他拍戏，他竟然一个都没接，这事儿得有多么大的决心。”

这一次，胡歌想要“逃跑”的力量，似乎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强烈。“再次爆红的感觉”，让他感觉“没劲透了，这些以前我都经历过了，再来一次，那又怎么样呢？”在接受“腾讯娱乐”采访时，他回答道。

从美国回来后，依旧在关闭工作状态的胡歌，和朋友们骑着摩托车去了西部。其中进出色达的那段，被他视作继出走美国之后的第二场“荒诞”之旅。

骑摩托车是他现在最放松的事情。去色达之前，他和袁弘、李奇等好朋友常常约着在午夜戴上头盔，骑行百来公里。他说，“戴着头盔在深夜贴地飞行”成了他“最爱做的事”，“看似潇洒，却可悲可泣，深不见底的夜，加上头盔的伪装，我才是最自由的我，真是太可笑了。” 

但这种“自由”在今年8月去色达的路上，又被宣告终结。

那是在大雾弥漫的四姑娘山上，一位偶遇的上海摩友，对戴着头盔只露出眼睛部分的胡歌忽然问道：“你就是胡歌吧？你眼睛上的疤我认识。”

两人合了一张影。对方答应保守秘密。

两天后，胡歌在途中一个加油站遇到了和那位摩友同行的其他两个人。聊天的时候，胡歌没想到其中一个人在旁边拍视频并传到了网上。

视频里，胡歌说，“我明天到不了色达，我可能后天才能到”，“然后全世界都知道我要去色达了”。

胡歌的上师很快给他打来电话，“他说胡歌，怎么回事，全色达的人都知道你要来了，我说那怎么办？他说你还来吗？我说我肯定要来啊！”

最终，对方给胡歌想了一个办法——他把摩托车骑到县城外，再坐对方派来的汽车偷偷进去。同时把摩托车放到这次骑行的保障车上，让外界以为他已经撤了。

在色达，胡歌和朋友们特意分开住在不同的宾馆。等办完事离开色达时，他再度坐上对方的车，悄悄出城，再骑着机车去往青海。

这么开心的时候他就走了

——还会有下一次逃离吗？

——我不知道，应该会有吧。

下午5点半，胡歌背后的窗外，天已经黑下来。由于光线不足，他的脸在顶灯的垂直照射下，开始显得有些松弛和疲惫。他用手指着脸告诉我们：“我的右脸是过去，左脸是现在。”

那个冬日的下午，大多数时候，他都是放松的，并且常常在自嘲时发出响亮的笑声，一般来说，这种连续而顿挫的笑声，更常在熟悉的人之间发生。

但在提到车祸之后与张冕家人的相处和自己再度“回到巅峰”的意义时，过去几个小时里，不停在拿自己“荒诞”的美国和色达之旅自嘲的胡歌，语速放缓，神色凝重。

然后就在一个如同不显眼的小路分叉口般的问题下面，他突然缓缓地告诉我们：“在2016年的今天，11月11日，胡歌官网成立12周年，我那天其实本来是要告诉大家我要退出演艺圈。”

在那篇本来打算宣告退出演艺圈的长文里，胡歌说：“身边的人做得比我多得多，我的经纪人、我的团队、我的老师、我的长辈、我的亲人、我的胡椒，是你们把我抬到了今天的位置，我出色地扮演了一个成功的艺人。”

在最后一段，胡歌写道，“在我为了不忘初心而怀念过往的时刻，容我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丝想象的空间，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憧憬。”“如果，我能够有机会踏踏实实地学习、沉淀，我愿意放下眼前的所有；如果，我能够给家人真正的幸福，我愿意放下眼前的所有；如果，我能够变成我想象中的自己，不辱上天的使命，让重燃的生命之火发挥出更大的光和热，我愿意放下眼前的所有。”

在经纪人姚瑶一再劝阻下，文章最终修改成一篇为纪念官网建立12周年而写的文章，但包括小雅在内的不少“胡椒”，还是“感受到他想要逃离的想法了”。

在写下这封信之前的一个月——2016年10月，胡歌去香港做了一次全面体检。从车里下来，他才意识到眼前那家医院，就是10年前他去过的那家。

期间他还进了一次手术室。医院护士告诉他，“你上一次做手术，我也在这里。”

那天晚上，因为体检项目还没有完成，胡歌在病房里住了一晚。躺在床上，他想起很多过去的片段，开始质疑自己在意外发生后的10年生活。

“可能10年前我也给了自己很多的解释，我会问为什么老天让我经历这些事情，这是一种惩罚吗？还是有一个特别的意义？他又没有把我带走，而是让我留下来了。可能10年前我对自己的未来会有个很高的期待，而这个高的期待真的不是现在的这种。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我这10年的路走错了，而且我也觉得重返制高点并没有让我很开心，我去领奖台上领奖，可能对我来说，这个是大家对我的认可，可是真正快乐的是在演的时候，并不是在拿奖的时候……”

想到10年前，自己曾经在同一间医院的病房里，模糊感受到的那些所谓“使命”，胡歌觉得“最不好受的，就是我觉得……目前的我，我觉得是对不起过去的自己的”。

他收敛起笑容，望向桌角：“今年演了几部戏，变得比以前更红了，但这肯定不是我留下来的意义。”

从香港体检回来后，他开始跟经纪人姚瑶讨论“退出”的事情。姚瑶劝他，“你不想干了，你就不干，不就行了吗？你为什么老是要对大家说，不给自己留退路呢？”

胡歌觉得，“自己可能一直在逃避吧。”

这个天赋美貌，却又险些被毁容的男明星，与欲望、明星制之间，关于落网、逃脱、回归的故事，似乎还会继续进行下去。

11月5日下午4点，出席《猎场》开播发布会的胡歌，又回到了镜头围伺的舞台。20多位主演在台上一字排开合影，胡歌本能地往后退了一步。在随后的几分钟里，他一直垂着双手握住麦克风。几番合影和游戏后，他已经从正中移动到了舞台最左边。

“他就是一个好孩子，你知道吗？真是好孩子，这个圈真不是好孩子待的，但是他又在这儿待着。”在关于胡歌“进”和“退”的采访中，胡凡甚至有些懊恼地告诉《人物》杂志，“真正要做他，他就是个悲剧，他就是个悲剧啊，但是你真要把他当作悲剧写，他人生就被你这样定下了。他在这个时代潮流里挣扎，他不随波逐流，但是他很有可能被淹没。”

张黎觉得“被淹没是因为胡歌的容易受伤。但悲剧是最有美感的，悲剧不是一个贬义词”。

“他要逃，就让他逃呗。”张黎觉着，“让他自己逃过了，他该回来就会回来的……这个东西啊，怎么说呢？当你面临这个时代的时候，你自己要确定一个姿势，与之相处。现在，至少他在找着呀，他在找着。”

林依晨觉得胡歌“想要自由和逃避的状态，应该到他86岁，都还是这样”。

胡歌觉得自己有一个“燃点”，“快到那个点的时候”，他自己会知道，然后“就走了”。

关于胡歌和“走了”的话题，庞云总是会想起少年时代，他们一块儿踢球、“打仗”的日子。

“每次玩到四五点钟的时候，他就说他要走了，然后拉也拉不住的，‘我回去’，‘我妈妈让我回家’，‘我要回去做功课的’。像我们的话，就会玩儿啊，玩儿到爸妈来找你啊，到处找你啊。对啊，我就觉得好好玩儿啊，你怎么就走了呀？劝他也留不住，他是这样的呀，这么开心的时候，他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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